近期，富力地产董事长张力因被指控行贿美国官员取得地产开发项目合同，在英国伦敦被逮捕，目前正在保释中，可能被引渡到美国审讯。这个新闻很受关注，这里不妨聊聊引渡协议及其中体现出来的法律和政治关系。

引渡作为国际合作执法的一个程序，其渊源可以上溯到公元前1259年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和邻国赫梯签订的《卡迭石条约》。现在当我们讨论引渡，简单地说就是把在司法管辖区A违法后逃到司法管辖区B的嫌疑人或罪犯移交回A。在进行这个过程前，A和B必须已经存在引渡条约，否则B没有义务把嫌犯移交给A；如果B愿意移交，也只是自愿合作，没有强制性。所以，引渡法的实际操作由国际政治关系决定，一般双方关系好的国家，引渡条约也比较宽松；如果关系一般，就很可能完全不接受引渡协议。

一个国家对引渡协议的态度，对其国际地位和国际关系有很大影响。如果太过宽松，也许会被视为弱小；太过苛严，则可能成为第三国犯罪人员的避风港，因而失去国际信誉。其中各种关系平衡，以及不同法系之间的合作交流，可想而知是非常复杂且敏感的。

另一方面，不给予引渡并不代表犯罪分子或者嫌疑人就能逍遥法外了。很多国家禁止引渡本国公民（可以引渡第三国公民），但依旧可以在本国起诉审讯在他国犯罪的本国公民。这种情况，是对自己国民司法权益的一种保护，防止另外一个国家的律法对嫌犯过于苛刻或者不能提供合理的法律支持。一个举世闻名的拒绝引渡案例是大导演波兰斯基：他于1977年在加州被指控性侵未成年少女盖梅尔，当时他已经拥有法国国籍，鉴于法国不引渡本国公民，他逃到了法国，直到今天也没有再踏上过美国的国土。

甚至在有缔结不限国籍引渡条约的情况下，如果B国认为A国的惩治会超越B国可接受的合理程度（通常发生于死刑允许国和死刑废除国之间），那么也会拒绝包括涉及第三国公民的引渡要求。我曾经在英国引渡法庭实习，当时的案例是伊拉克政府要求引渡一个已经在伊拉克被裁定有罪的银行家。英国法庭最后拒绝了，英国早已废除死刑，因此不允许送一个可能会被杀掉的囚犯回去。

就国际关系而言，五眼联盟都是英美普通法系统，一脉相承，关系紧密。但哪怕是这样，比如英美之间的引渡条约也因为国际地位的不同而不平等。

英美目前使用的引渡条约是“UK-US extradition treaty of 2003”。英美一直都有引渡条约，目前的规则是在911事件后修改的，更方便美国引渡恐怖嫌疑人和其他严重罪犯。这种方便体现在单方面降低美国检察方申请引渡的举证责任标准，从“Prima facie初步证明”，降低到了“reasonable suspicion合理怀疑”，这样就大大放宽了申请范围。另一个不平等的单方面条款，是美国可以申请引渡在英国触犯美国法律的嫌犯，哪怕这个嫌犯根本没有去过美国，理论上也并不涉及不同的司法管辖区。于是在实际运用上，该条约更多成为了针对白领嫌疑人的引渡，即处理与美国公司发生商业纠纷的嫌犯的工具。

不过，鉴于在死刑上的不同态度，如果一名嫌疑人在美国可能面临死刑，或者此人在无望受审情况下可能被送往古巴Guantanamo Bay基地关押，或者英方认为疑犯的其他人权和身心健康存在危险，仍可以拒绝美方的引渡要求。

在著名的Gary McKinnon案中，McKinnon是一个患有高功能自闭症的黑客，因为黑了NASA的电脑系统而被美方要求引渡审判。鉴于他的心理状况和抑郁症，他被认为有严重的自杀倾向，虽然在法律上他符合被引渡的条件，最后英国以欧洲人权公约为依据，由当时的内政大臣特蕾莎·梅（后来的首相）拍板，驳回了美国的引渡申请。

最后一种特别复杂的情况是使馆庇护类案例。国际法共识，外交使领馆是派遣国的管辖地，这样就牵涉到第三国司法管辖区。如果第三国的大使馆向被要求引渡的人提供庇护，这又该怎么办？

这里最著名的案例可以算是“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躲入伦敦的厄瓜多尔大使馆避难长达七年的事件。在那期间，英国连逮捕他都做不到，当然更无法引渡他。这个案件牵涉到英美瑞典厄瓜多尔甚至澳大利亚多方政府和不同法律体系，其中的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很大程度上是多国政府的博弈。最后，厄瓜多尔总统换届，而他们也实在不能一直养着阿桑奇了，终于英国得以逮捕阿桑奇。不过，直到现在，他还在英国服刑，他的引渡问题依旧悬而未决。

火上浇油的还有最近刚刚尘埃落定的Harry Dunn 案例，牵涉到美国前间谍及外交人员Anne Sacoolas在英国逆向行车撞死了19岁的Harry Dunn。开车的Sacoolas潜逃回美国，并引用外交赦免权拒绝被引渡，受害人家庭就曾提出用阿桑奇交换Sacoolas的请求。

所以，引渡，还是不引渡，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陆倩